年龄越大应该越清闲，可杨杜教授却越来越忙，授课、科研、企业咨询、写书、还长期主持一家卫视的财经节目。他自嘲管理水平差：“都忙成这样，是总不好意思推掉朋友们给自己找的活”，杨杜语速很快，精干利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不过我现在干的都是专业内的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杨杜说。在外界看来，杨杜俨然是明星教授，其个人品牌和人大商学院的品牌互相推动，这也是人大商学院所希望的。

对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杨杜有非常独到的理解，研究方向上也很前沿。“我强调四点，‘立足大中国、发现新理论、开悟企业家、走向全球化’。我要研究未来若干年，中国创造的管理思想如何走向全球，中国企业如何大批成长为世界级企业。”

杨杜教授很重视对管理学的中国贡献。他提出了梳理现代管理理论的新框架，对法约尔的管理理论进行了变形解释，提出了与西蒙决策理论不同的三性决策模型，构建了不同于野中郁次郎的知识管理三维模型，提出了超越传统理论的价值分配七原则，超一流企业卖什么等等。

杨杜对大公司的兴趣，由来已久。杨杜是日本神户大学经营学博士，对日本经济和日本大型企业一直有着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回国后，他尤其专注研究企业成长理论及与其相关的知识管理、企业伦理和企业文化领域。他深知中小企业如果没有大企业的思维模式、伦理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机制，是无法成长为大企业的，而研究清楚中国情境下的大企业成长方式和规律，才能引领他们走向世界级企业的阵营。

也因此，过去十多年，杨杜教授和他的团队坚持研究中国企业500强，2011年，他终于决定出版《中国企业500强十年风云》，将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杨杜善于总结提炼的能力在这本书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许多复杂的问题，他和他的团队都能总结出若干条规律。例如，他们提出了大企业的成长四律、八种做大模式、六种速度曲线、三类做强模式、两种存亡类型、四种时间周期企业家等，并对中国大企业的成功因素和成长阶段做出了基本判断。

他尤其表示，中国将创造新的商业文明，中国企业要想成为世界级企业，要经历三段式成长（简称三道）——生存之道、职业之道、君子之道。他还对公司成长总结了五句话，“三年发展靠运气、五年发展靠亲情、十年发展靠战略、三十年发展靠文化，百年发展靠制度。”

除了出书外，杨杜还通过参与活动、演讲、企业咨询等其他形式积极地推广自己的价值主张。事实上，他的一些观点相当“前卫”。

“管理学界的全球化比管理界的全球化要落后10—15年。不少中国优秀的大企业早已学习、吸收完了西方的管理方法和工具，现在到了中国大企业向外输出品牌、资本、文化的时候了。但管理学界刚开始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已经晚了，也不必要了。我们应该在成功的中国企业管理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新理论。在中国地界的管理学乃至社会科学中，僵化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给人抬轿子，不但会出错，还可能会在理论上更落后。”

在他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主要在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前期，未来三十年，是成长阶段的中后期，中国大企业正面临成长的拐点。“与经济发达国家的世界级企业相比，过去他们是客户，我们是工人，他们是老板，我们是员工，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他们是裁判,我们是选手。今后我们要学会做客户，会消费、扩内需；学会做老板，会管理、建组织；学会做老师，会宣传、树品牌；学会做裁判，会布局、定规则。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强国和大公司之林，才能使中国的现代管理思想走向全世界。如何管理西方员工？如何成为让他们信服的老师，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制定新规则，如何站在各国政局层面考虑企业战略布局等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新时期需要的大企业家，也是他研究的重点。“营收超五百亿、千亿、万亿、将来几万亿的，看着世界地图、有着各种肤色员工的，24小时不停运转的世界级大公司的管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企业家团队、如何才能掌控得住？是未来必须关注的问题。中国要出上千名这样的企业家，就没什么问题了。”为了尽可能多的得到答案，杨杜和一些中国大中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参与他们的项目，帮助其实践探索。

在人大商学院的EMBA课程里，杨杜教授的“管理学总论”极富特点，深受学员们欢迎，因此被安排成新学员入学的第一门课。他擅长用沙盘进行案例演绎，引导学生们进入情景，现场模拟企业运营，制定战略、财务管理、销售、谈判。杨杜则要随时应对学员的各种问题，给予个体针对性的指导。

显然，这比“我讲你听”的教课方式要难得多。但是，这恰恰适合头脑灵活、反应极快、擅长结构性思维的杨杜教授。另一方面，人大商学院近年来，也格外强调教师与学员的互动，传统“老师控制课堂”的模式已然过时。

杨杜在给EMBA授课时，非常注重教授学员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结合中国人的感性思维和西方人的理性思维，发展出悟性思维模式。“如果没有这种悟性思维模式，他们的公司会很难做大做强。我还会告诉他们，若干年之后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学生一定的预警忠告。甚至会给他们做一些个性的优缺点分析。”

了解文化和价值观才能与人良好交往。比如，在和学生交流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时，他常说，每个国家文化不同，企业管理模式就不同，优势就各异，交往要注意。他有个形象的比方：“日本是电车文化，思维是线性的。如同电车在轨道上跑，细节做得非常好，且善于持续改进，也很高效。但一出轨道也就是一遇危机就容易乱套，难以适应非线性或跳跃性变化。美国人是汽车文化，主要靠公路，比日本人灵活一些，善于创新和变革，但也必须在规定的路上开，而且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才能顺畅，因此美国人很重视制定和遵守规则，也善于拿规则整人。而中国是自行车文化，可没有轨道和公路，善于权变，即便没有规则也行，哪有路就走哪儿，哪好走走哪儿。中国人不以规则，而以人为本、伦理主导，然后不停地‘周易’，怎么灵活怎么做，达到目的就行。太快不起来但必须需要一定速度。交通搞不好大概和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开汽车有关系。”

因此，他告诉学员，中国企业在碰到欧美严苛的法律规则时，非常容易犯错误。而且在精益制造方面，也大多赶不上日本。但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人沟通上更擅长更厉害，针对规则能迅速适应和调整。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后，在商业、流通、市场关系、公共关系等方面要多发挥优势，同时尽可能用好外籍合作者和员工弥补短板。

而对于“悟性思维”，杨杜觉得很多学员都欠缺，这和我们习惯伦理是非的思维方式，善用警句格言的语言方式有关系。其实在管理者或领导者那里，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不同背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下处理方式都不同。尤其在面临多样人种、多样宗教、多样文化时，“不能是点思考，而应该是‘从点出发地’思考问题，要从点拉出一个代表演绎和悟性思考的线、面、体和旋的思考图谱，这样才能控制一个复杂的灰度的管理系统。”

关于理论与实践，杨杜教授的观点是：管理学无对错，管理者有成败！学习时追成长，实践中追成功！领导者性格是直觉悟性的，领导者行为和决策是灰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