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华夏大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40年来，中国企业经历了深刻变革，在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财富》世界五百强当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加，2017年达到了115家，在总量上与美国的132家越来越接近。

作为立志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云南邓荣霖教育基金会6月30日联合发起并主办了“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首次围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举办的学术论坛。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叶康涛共同主持，以“中国企业管理40年”为主题，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500多位知名管理学者和卓越企业领袖到会，近3万多名观众通过视频直播同步线上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如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历程，深入总结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向世界讲好中国企业管理的故事，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重大课题。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强调要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坐标中去竞争，去发展，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的标准和人大的方案。

 刘伟介绍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人大的工商管理学科2012年在教育部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当中名列全国第一，2017年在教育部第四轮一级学科的评估当中获得最高等级A+，2010年、2013年先后获得全球两大管理教育顶级认证，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当中，人大商学院的MBA项目、高层管理教育项目、EMBA项目分别列第39、第13、第43名。

 作为新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最新愿景是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学院。刘伟表示，通过发起并主办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旨在汇聚顶级管理学者和卓越企业领袖，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如何影响全球，引领未来，同时隆重启动邓荣霖管理学奖，力争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树立标杆和典范，以其支撑新时代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和高质量的发展。

云南邓荣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李琦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非常有必要去系统的梳理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历程，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任何模式都是源于本土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也是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为了更好的鼓励和支持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实践，由邓荣霖教育基金会全资资助设立“邓荣霖管理学奖”，奖项是为了奖励能够提炼中国管理模式，对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以及来自于一线的企业管理实践者。

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邓荣霖在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57年进入人大以来对中国企业管理发展的体验，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改革管理的要点，以及这些成效对中国企业未来的启示。

 邓荣霖说，中国企业管理40年变革的要点是处理好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他强调，消费者是第一位的，企业是供给者，政府则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表明，市场不是抽象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了市场。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政府要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邓荣霖表示，经济学是提出目标，而管理学是搭桥过河，解决经济学的目标。企业管理制度与人本管理要结合起来。“企业管理制度是遏制人的恶的一面，企业文化是引导人的善的一面，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企业制度是硬的，企业文化是软化的，软硬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搞好”。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会长、美国诺特丹大学杰出特聘教授徐淑英在主题演讲中梳理了全球商学院研究现状，并分享了她对于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徐淑英认为，当前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特征有三：第一，学者的薪酬、职称聘用取决于学术发表，而非取决于是否能够创造帮助企业成长的知识；第二，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的发表数量，而非研究的重大影响；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重复性的研究期刊就不要了，研究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少。”

 徐淑英说，针对上述问题，三年前，全球28位关心管理学科发展的学者提出，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号召管理学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她表示，管理学研究要担负起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其次是对社会的责任，“做研究的不是自娱自乐，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主题演讲中总结了中国管理学发展40年的基本逻辑。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就要有向世界输出管理智慧和方案的能力。

黄群慧将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是探索奠基阶段，当时的企业管理学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导向型管理。1979年到1992年是恢复转型阶段，当时正在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首先是向前苏联学，后来慢慢又开始向西方学习。1993年到2017年是第三个阶段，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企业管理在不停的探索创新。2017年以后，管理学进入了新时代，这个阶段应该有更全面的创新。

“什么是世界一流企业？”，黄群慧认为，“要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在他看来，一些中国企业中的“百年老店”，像华润、招商局等等，影响还不够。有些新锐企业，像BAT等成立的时间较短，国际化程度也不够。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家企业能确信在世界市场竞争浪潮中获得持续领先的竞争力。国有企业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黄群慧的基本判断是，“除非走混合所有制、深化改革的道路，否则很难”。

怎么分辨一家企业的老板是不是好老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在主题演讲中说，“那就看他规定员工穿工装，他穿没穿，如果他没穿，证明这个企业文化是有问题的。”

 陈春花教授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共三个时间段来找出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规律。在第一个十年，陈春花研究了宝钢、海尔、联想、TCL和华为5家公司的发展。在她看来，这些企业在十年当中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企业领导者拥有英雄特质；第二是找到了自己的管理模式；第三是渠道驱动；第四是企业在战略上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基于这四个要素，这些企业还形成了四个方面的能力：企业文化的能力、快速反应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愿景使命的能力。“如果老板不遵守规则，这个企业是没有文化建设的。”

 在第二个十年，陈春花表示，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变化。2012年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消费者变了。管理需要从分到合的演进过程，产生更大的系统效率。为此，陈春花提出管理整体论。

 陈春花认为，互联网技术让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企业开始在改变世界，学界有机会贡献理论。她希望从中国企业得出的管理模式可以被世界公用。

金蝶集团创始人、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徐少春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经过多年的坚持和探索，他对中国管理模式的形成越来越觉得有信心，特别是由人大商学院举行这样一个论坛，非常有意义。

 徐少春说，金蝶一直在做一些探索，从2011年开始转型，为了让企业可持续发展，为了发展的更好，2014年5月4日他就把自己的电脑砸了，只留一个手机。2014年8月8日，又把服务器砸了，客服通过云端。2016年5月4日把办公室砸了，“未来十年以后不需要办公室。”去年5月4日，徐少春又把ERP砸了。他说，砸一方面宣誓改革的决心，但是光砸也不行，也在思考，也在学习。

 徐少春认为，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本质是致良知，“致良知就是让我们这颗心私欲能去掉，回到一个清澈的良知。”

 徐少春提出了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首先，要有成功企业管理实践，第二，要有现代管理思想，第三要有中国管理哲学的应用。“大家要有统一的哲学基础，或者每个人都要有共同的信念，如果每个人有共同的信念，你这个组织就所向无敌了”。徐少春认为，企业家要反省，去掉自己的私欲，让自己变得更加光明。“只有这样，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才不会出错。”

IBM大中华区前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管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产生了影响力。钱大群参与了海尔并购GE家电的过程，GE有世界著名的管理体系，但并购后海尔坚持要采用“人单合一”的管理理念，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得GE反思以前的管理理论可能不见得100%适用。”

 钱大群说，西方很多企业曾经拥有先进管理的经验和模式，在今天不见得是资产，可能还是包袱，但中国企业不见得有这些包袱。中国的管理模式不只是一时成功，让全世界可以参考的同时，还要考虑能不能确保可以让企业变成百年老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回忆称，1993年在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时，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四条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其实，这四条特征在起草文件时是最难攻克的问题之一。“以至于到最后，我们把国家经委的几位领导请到玉泉山，包括陈清泰同志，反复研究”。“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把管理科学算到一个基本特征是非常正确的”。

张卓元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在讲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提出了“三个转变”，有一个转变是“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这再一次强调了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张卓元说：“人大商学院主办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利于推动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管理学科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叶康涛担任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张秋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发明创造资本研究院理事、美国内华达大学Lee商学院终身教授邓宏辉，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周禹，围绕“中国企业40年的发展当中，管理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我觉得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室，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各种形态都非常丰富，这种丰富就是产生中国管理最好的土壤。为什么？因为企业组织，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的组织已经高度产业化了，但是中国的企业形态远远丰富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有那么多世界级企业，我们有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又有那么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研究中国企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国有企业。如果说研究中国式管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可能是海尔，可能是联想，这些本身都不重要。但是如果谈中国式管理，还可以有另外一些人来研究刚刚过97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企业管理肯定有很多可借鉴的。

我们把西方的先进经验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在人力上、企业文化上，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具体体现在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对企业文化塑造上，对管理模式管理系统的创新上。虽然在一些传统领域，中国企业目前还比不过美国，但是在包括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领域，很多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领先地位。

我觉得中国企业缺乏品牌。企业做的很大，产品极大丰富，但是叫得响的名牌，还是很缺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乌干达碰到一个中国企业生产手机，乌干达很穷，红绿灯都没有，一到晚上全停电。他的手机就卖一百两百块钱，把所有品牌的手机都冲击了，一个手机挣十块钱；还有人本管理，我们原来强调人力资源，把员工怎么调配好使用好，更重要的还是激励。我们有很多好的实践，海尔讲人单合一，人人都是经营者，这是强调人的本性，这方面还需要加强；第三个是优化管理，特别是自动化企业，甚至无人的企业，节省人力；最后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的发展，包括组织结构、营销模式等等都需要创新。

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应该要去协同匹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的理论自觉。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是，不管是学术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今天我们在企业层面的理论创新、工具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整个宏观体制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创新。我相信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历史积累、实践积累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这种大舞台和大场景，为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和最为广阔的空间。作为研究者，也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为世界贡献一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管理的最佳实践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杰出教授、MBA中心主任周禹作为主题对话主持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彭剑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杨杜教授共同围绕华为的成功因素、管理体系、核心价值和未来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华为的成功就是靠组织能力的成功，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这么多年敢砸三百亿咨询费去构建一个世界级的管理体系，这是不可复制的；第二是技术创新上砸了几千亿进去；第三个就是华为整个人才机制，能够把十几万知识分子有效的管理起来。这三点是华为最独特的，而且也是学华为学不到的，因为不可复制。我觉得华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找到持续增长点；第二，如何持续打造全球领导力，“老任之后怎么办？”

不可复制的任正非，可复制的华为。第一是抓管理。管理是提升效率，管理是一种生产力；第二，是抓流程建设。流程建设的目的是什么？是整个组织运作快速，用更短的时间从发现机会到实现机会；第三是人力资源，激励人天使的一面，约束人魔鬼的一面。华为在做的一些东西，其实对中国企业是有参考的。华为是一个先行者，走在前面，比其他中国企业思考得多一些。

华为曾提出“三不依赖”：不依赖技术、不依赖资金、不依赖人才，而是依赖一套管理体系，形成组织生命体的文化氛围。华为是一个有机体，对客户需求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够迅速满足客户的需求。华为有什么“缺点”？第一，华为对客户比对供应商好；第二，华为对奋斗者比对投资者好；第三条，华为对企业比对家要好。能不能平衡呢？不好说。我是希望华为在这方面继续奋斗，继续走下去。

连界资本董事长、原创业邦合伙人王玥担任主持人，微软加速器CEO檀林，北森云董事长、联合创始人王朝晖，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领衔专家、人大商学院转型创新特训营总教练施炜，翊翎资本创始人、董事长王斌出席论坛，围绕中国未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战略转型与产业生态重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微软加速器在全球只有八个，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有两个的，未来十年二十年创新来自于这个时区。全球前十名的AI创新公司里，大概六个是中国的公司，这六个中国公司全部的CEO都是从微软研究院出去的。他们代表的是先进技术。未来AI相关的技术很多就出现在中国，一旦突破一些引爆点，对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将带来深刻的影响。AI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全球75%的创新都在中国。对中国未来这十年的创新，包括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我都是很有信心的。

现在每个企业都希望做生态，做生态的前提是低成本获得流量，如果没有这个可能，做生态特别难。中小企业更好的选择是围绕生态型的平台企业提供某方面的专业服务，否则特别长的链条可能不现实。如果从群体来看，可能小企业的机会会更大一些。由于中小型企业没有太多的历史负担，因此，技术革命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容易应变。但对中大型企业来说，挑战性就会特别大。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所以反抗会是剧烈的。

从创新的人数、创新的频次及数量上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新中心。中国企业的最佳实践，概括起来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在国内市场的最佳营销实践，产生消费品公司。另外一个最佳实践是后发赶超。后发赶超这个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从模仿到创新。现在，我们的企业模仿阶段过去了，学习曲线度过了，现在要真正去攻关，真正地打造一些基础性的平台性的核心技术的时候。我去过二百多个上市公司，五百多家企业，大部分企业还没有走在创新的道路上。不能只看到外面区块链创新，更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在基础层面的创新目前是面临巨大的瓶颈。

投资分三个代际，1.0的代际是存量套利，加工制造业攒了很多年，很多公司有了收入和利润，但是没有IPO，我们挖地三尺把他们找出来，辅导他们上市，做一二级的套利差，这个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到了2.0版，投资机构一定要有增值服务能力，介绍资源，提供很多增值服务；3.0版又不同，投资机构要去匹配原创性，要参与到价值创造当中。一个企业的边界不足以代表全部。不管是区块链技术还是创始人本身，像亚马逊的老板、特斯拉的老板，每个人都不是做一件事，而是专心致志做了很多事。跨过工业时代之后，随着新经济体、新技术的出现，这些创始人经营企业的边界也在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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